2009/07/05

“跑步时我身处宁静之地”


原载:SPIEGEL 明镜周刊

时间:2008年2月20日

翻译:五福


59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是一位马拉松健将。他关于跑步的回想录前不久刚刚译成德文。在以下《明镜》周刊的采访中,他谈起作家和长跑者的孤独。



明镜:村上先生,写小说和跑马拉松,哪个更难一些?

村上:写作是件很有趣的事——至少大多数情况下如此。我每天写作四小时,然后去跑步。按照老习惯,每天跑10公里(6.2英里)。这个距离比较容易跑下来。而一口气跑完42.195公里(26英里)则要困难得多。不过,困难正是我所希求的东西。一种我有意加诸自身的痛苦。对我而言这是跑马拉松最重要的一方面。

明镜:那么,哪种感觉更好,完成一部书稿还是冲过马拉松的终点线?

村上:为一部小说画上句号就像生下一个孩子,诞生的那个时刻无与伦比。一个幸运的作家一生也许能写出12部长篇小说。不知道我的身体里还有多少部好作品,但愿还有四五部吧。但是跑步时我感觉不到这种限制。差不多每四年,我就会出一本大部头的小说,但是每年我都要跑一次10公里赛、一次半程马拉松和一次全程马拉松。现在我已经跑过27个马拉松赛了,最近的一次就在一月份。第28、29和30个也会顺理成章的到来吧。

明镜:您新书的德语版下周一就要上市了,书中描写了您成为跑者的经历,也讨论了跑步对于您写作的重要性。您为什么会写这么一部自传性的作品?

村上:自从我第一次开始跑步——那是25年前,1982年的秋天——我就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这样一项运动。为什么不去踢足球?为什么我作为严肃作家的生活恰好始于我开始跑步的那一天?往往只有将思想诉诸笔下,我才能理解事物。我发现,写跑步时我开始写我自己。

明镜:您是为什么开始跑步的?

村上:我想减肥。刚刚成为作家的那几年,我吸烟吸得很凶,差不多一天要吸60支,借此来集中精力写作。吸烟让我的牙齿和手指甲都变黄了。33岁时,我决定戒烟,结果腰胯周围冒出不少赘肉。于是我开始跑步。在我看来跑步是最可行的减肥方式。

明镜:为什么?

村上:集体性的运动不对我胃口。我发现,假如我能按照自己的步伐来做一件事,一切就都会变得轻松很多。而且,跑步也用不着同伴,也不像打网球那样需要特别的场地。你只要有一双跑鞋就够了。柔道也不适合我;我不是斗士。而长跑无关乎战胜别人。你唯一的对手就是自己,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然而你会处于一种内在的斗争之中:我比上一次更强了吗?一次次地将自己推向使用极限,这就是跑步的精髓所在。跑步是痛苦的,但这种痛苦永远不会弃我而去,我能够应付得了它。这一点跟我的性格是一致的。

明镜:当时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村上:一开始,跑上20分钟我就会喘不上气,心脏咚咚地猛跳不止,两腿也开始发抖。甚至只要有人看我跑步我都会觉得不自在。但是我把跑步当成像刷牙一样的必做之事来每天坚持,因此我的进步非常快。过了不到一年时间,我就跑了个人的第一次马拉松,不过是非正式的。

明镜:您自己从雅典跑到了马拉松。是什么吸引你这么做的?

村上:它是原始意义上的马拉松——史上第一次马拉松跑的路线。我是沿反方向跑的,我不想在交通高峰时段抵达雅典市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跑过35公里以上的距离;我的两腿和上身还不是特别强壮;我也不知道路上会遇上什么。就好像是在一片处女地上长跑。

明镜:您是怎么跑完的?

村上:那是在七月里了,天气非常非常炎热。热得要命,连清晨也酷热难耐。以前我从未去过希腊,所以这种酷暑让我倍感惊讶。半个小时后,我脱去了上衣,再后来,我一边数着路边的死猫死狗尸体,一边梦想着能喝上一瓶冰镇啤酒。太阳让我狂暴至极,它的怒炎灼烤着我,我的皮肤上开始生出细小的水泡。最终我跑了3小时51分,这个成绩还算过得去。抵达终点时我在一家加油站里对着水龙头把自己冲了个遍,也喝到了梦想的啤酒。加油站的服务员听说我从雅典一路跑来,特地送了我一束鲜花。

明镜:您跑过的马拉松最好成绩是多少?

村上:3小时27分,1991年在纽约,我自己的秒表记录下的。差不多相当于每5分钟1公里。我对这个成绩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条路线的最后一段,也就是穿越中央公园的那段路,真的是非常辛苦。后来我尝试过几次想超越这个成绩,但是我年纪越来越大了。同时我对于个人最好成绩也不再那么热衷了。对我来说,自己对自己满意最重要。

明镜:您跑步的时候会默念什么祷告或者经文吗?

村上:不,我只是每过一会儿就对自己说:春树,你能行的。但是基本上我跑步的时候什么都不想。

明镜:真的可能吗,什么东西都不想?

村上:跑步时,我的大脑会清空其中的思绪。跑步中想起的一切都是从属于过程本身的。那些在奔跑中降临到我身上的想法就像一阵阵风——倏忽而至,飘然而去,不留痕迹。

明镜:跑步时您听音乐吗?

村上:只在训练时听。这种时候我会听摇滚乐。目前我的最爱是疯街传教士(Manic Street Preachers)。要是我偶尔清晨出去慢跑,会在MD里放上清水合唱团(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的碟。他们的歌有着简单而自然的节奏。

明镜:您是怎么给自己鼓劲才能每天坚持出门跑步的?

村上:天气有时会太热,有时太冷,有时又太阴沉。但是我还是会去跑步。我知道,假如我这一天不出去跑,第二天大约也不会去了。人本性就不喜欢承受不必要的负担,因此人的身体总会很快就对运动负荷变得不习惯。而这是绝对不行的。写作也是一样。我每天都写作,这样我的思维就不至变得不习惯思考。于是我得以一步一步抬高文字的标杆,就像跑步能让肌肉越来越强壮。

明镜:您是家中独子,写作是项孤独的工作,而您又一直一个人跑步。这些事实之间有什么潜在的联系吗?

村上:毫无疑问。我习惯独处,而且以之为乐。与我太太不同,我并不喜欢有人陪伴。我已经结婚37年了,还是会时常为此事而苦恼。我的上一份工作经常需要工作到清晨,而现在我每天九、十点就上床睡觉了。

明镜:您在成为作家和跑步者之前,还曾经在东京开过一家爵士乐俱乐部。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剧烈的生活方式转变了。

村上:在经营俱乐部的时候,我总是站在吧台后面,我的工作就是同顾客攀谈。整整这么干了七年,但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曾经起誓:一旦这里的工作告一段落,我一定只跟那些我真正愿意交谈的人说话。

明镜:您是什么时候感到需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

村上:1978 年的4月间,我在东京神宫体育场里看棒球比赛。当时阳光明媚,我正喝着啤酒。突然,养乐多燕子队的戴维·希尔顿(Dave Hilton)击出了一记完美的好球。就在这个时刻我知道自己要写出一本小说来。那种心情和煦而温暖,至今我心里仍然保存着它的感觉。现在我用新的“封闭 ”的生活来补偿过去的“开放”的生活。我从不上电视也从不上广播,极少参加朗读会,也很不愿意让媒体拍照。我很少接受采访。我是一个孤独者。

明镜:您知道艾伦·西利托写的小说《长跑运动员的孤独》吗?

村上:那本书留给我的印象不深,读起来挺乏味的。你看得出来西利托自己并不是个跑步者。不过我觉得它的命题是有道理的:跑步帮助主人公找到了他的自我。在跑步中他找到了唯一能让他感到自由的那种状态。我能认同这一点。

明镜:那么跑步教会您什么了?

村上:它告诉我:我一定会跑到终点。跑步让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保持信心。通过跑步,我得以明了可以在多大限度内向自己索取,什么时候需要休息,什么时候休息过了头。我知道自己努力的极限在哪里。

明镜:是跑步让你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作家吗?

村上:一点不错。我的肌肉越强壮,我的思路就越清晰。我相信,那些过着不健康生活的艺术家他们的才华会更快地燃尽枯竭。吉米·亨德里克斯、吉姆·莫里森、珍妮丝·裘普琳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他们无不英年早逝,但其实他们并没有这个资格。只有像莫扎特和普希金这样的天才才有资格早早地夭折。吉米·亨德里克斯很了不起,但是不够聪明因为他吸毒。从事艺术工作是不健康的,艺术家应该投入一种健康的生活来加以弥补。作家寻找他的故事是有危险的,跑步帮助我避开这种危险。

明镜:您能就这一点解释下吗?

村上:当作家写下一个故事时,他是在面对体内的一种毒素。假如你没有这种毒素,你的故事就会无聊而平庸。这就好像河豚:河豚的肉是极为鲜美的,然而它的卵、肝和心脏都有足以致命的剧毒。我的故事都位于我意识深处一个黑暗而危险的地方,我能感觉到意识里的毒素,但我可以承受较大剂量的这种毒素,因为我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当你还年轻时,你体质强壮,因此通常无需训练就能战胜这种毒素。但是过了40 岁以后,你的体力消退了,假如还过着一种不健康的生活,你就没法对付毒素了。

明镜:J·D·塞林格只写了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他32岁的时候。他是不是太弱而承受不了他的毒素?

村上:我曾将这本书翻译成日文。这部作品很出色,但是并不完整。故事变得越来越灰暗,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找不到走出黑暗世界的出路。我想塞林格本人也没有找到。体育锻炼会不会助他得救?我不知道。

明镜:跑步会给您带来写作的灵感吗?

村上:不会,因为我不是那种能够随随便便就能抵达故事源头的作家。我必须自己挖掘。我必须深深地挖掘才能抵达我灵魂深处的黑暗部位,我的故事都藏在那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必须有强壮的身体。自从开始跑步以后,我能够更持久地保持精力集中状态了,而要深入黑暗地带需要好几个小时的精力高度集中。在一路上你能找到所有的东西:形象,人物,隐喻。假如你的身体很弱,你会错失它们;你没有力量抓住它们并将它们带回意识的表层。写作主要做的不是挖向源头,而是从黑暗中返回。这和跑步是一样的。有一条你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必须跨越的终点线。

明镜:您跑步时是不是也处于一种类似的黑暗之中?

村上:跑步中含有一种我非常熟悉的东西。跑步时我身处宁静之地。

明镜:您在美国生活过几年。美国和日本的跑步者有什么区别吗?

村上:没有区别,但是我住在剑桥的时候(担任哈佛大学的驻校作家)清楚地感觉到有一个精英团体,它的成员跑步方式跟凡夫俗子截然不同。

明镜:您是指?

村上:我的跑步路线是顺着查尔斯河前进的,路上时常能看到一些年轻的女生,那些哈佛新生。她们慢跑时迈着长长的步子,戴着iPod耳机,金发马尾辫在背后摇来荡去,整个身体都熠熠生辉。她们也知道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她们的这种自我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比她们更能跑,但是她们身上有一种挑衅般的积极的东西。她们与我实在太不一样了。我从来就不属于精英。

明镜:您能分辨出长跑的新手和老将吗?

村上:新手总是跑得太快,呼吸太浅。而经验丰富的老将总是很放松。老手之间能互相认出对方来,就好象作家认出另一个作家的语言和风格一样。

明镜:您的作品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与魔幻交织在一起。跑步是不是也有超现实的或者形而上学的一面——而不仅仅是纯粹的躯体努力?

村上:任何行为,只要你做得久了,就都会带上某种哲学意味。1995年我参加了一次100公里赛跑,花了11小时42分跑完全程,到了最后它变成一种宗教式的体验了。

明镜:啊哈。

村上:到55公里时我快要崩溃了,我的两条腿变得不听指挥,感觉好像两匹马正在撕裂我的身体。在大约75公里的时候,我突然又能够正常地跑下去了,疼痛已经消失了。我进入了“彼岸”,喜悦包裹着我,我在一种陶醉状态下冲过了终点线。我甚至还能继续跑下去。不过,我再也不会去跑超级马拉松了。

明镜:为什么?

村上:这次极端体验之后我进入了一种我称之为“长跑者之抑郁”的状态。

明镜:什么样的状态?

村上:一种无精打采的感觉。我厌倦了跑步。跑100公里是一件非常非常乏味的事,11个多小时里你就这么独自跑着,这种无聊吞噬着我。它把跑步的动力从我的灵魂中抽走了。失去了积极的态度,我变得憎恨跑步,一连好几个礼拜都是这样。

明镜:您是怎么重新找到跑步的乐趣的呢?

村上:我尝试过强迫自己去跑,但是没有效果。乐趣已经没有了。因此我决定试试其他的运动。我渴望新的刺激,于是我开始练铁人三项。结果奏效了,过了一段时间,我跑步的欲望又回来了。

明镜:您已经59岁了。您还打算跑多久的马拉松?

村上:只要还走得动,我就会一直跑下去。你知道我打算在自己墓碑上写什么吗?

明镜:请告诉我们。

村上:“至少他是跑完而不是走完的。”

明镜:村上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采访由Maik Grossekathöfer完成


2009/05/08

明人七律二首

翻译:五福


横山下种瓜作

王宠

山田荦确苦多沙,学种东陵五色瓜。
激涧即看穿石竹,插篱偏自爱藤花。
囊中未得飡霞法,溪上时留泛海槎。
长日辍耕无一事,只须牛角挂南华。

Planting Melon at Foot of Hengshan Mountain
by Wang Chong

Unfortunately rocky and sandy is my hillside garden, thus I learn planting Dongling's five-color melon.

Everyday I see the bamboo on the rock beyond the stream of mountain, and I love to dot my wattle fence with flowers of vine.

In my pocket there's no magic trick of feeding on clouds, but on the stream I always prepare a raft for my sea legs.

What to do when the days are long and garden in fallow? I just need to hang the book of Chuang Tzu on the horn of my water buffalo.



七律
王鏊

客里相逢又别离,道山亭下范公祠。
悠悠世事回头异,落落功名入手迟。
河朔气豪三伏饮,江湖天远十年思。
扁舟八月秦淮去,丹桂香中好赋诗。

鏊游学宫时与和仲黄君相从最密,今十有二年矣,其行也能无情乎?故为赋此。丙午岁五月九日,翰林王鏊赠。



Regulated Verse in Seven Characters
by Wang Ao

Just met in our own journeys, now we bid farewell in this temple under the Daoshan Pavillion.

Time has passed and world has changed as we look back, all those achievements and honors came to us only so late.

Here we drank free-heartedly in this fiery summer day, but there's already more than ten years missing, when you lived in your niche and I lived in mine.

I hope this August we'd meet again, to intone our poems once more, under the fragrant osmanthus in a small boat on the River Qinhuai.

Zhonghuang and I were best friends during my school time, and since then it's been twelve years. How can I restrain my sentiment at this moment of parting? That's how I wrote this poem. On the nin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of the year of Bingwu, presented with respect by Hanlin Wang Ao.

2009/04/18

弥合文化分歧——当代中国文学及其英译

作者:妮琪·哈尔曼
翻译:五福

中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往往有被误解之感,这是清晰无疑的。为什么中文作品得不到更多的译介和——也许更重要的是——更为广泛的阅读呢?毕竟,像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和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这些作家已经籍由翻译而深受英国读者的欢迎了。

我是一个译者,目前正在中国研究当代文学。我常常同作家和学者谈起他们最欣赏的作品,探讨对他们而言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称之为优秀。他们的答案给予我颇多启示,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作出判断的角度。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在中国还背负着为政治服务的使命。作家韩东在他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扎根》中不无辛辣地评价道:“整个体系……首尾相接、圆满无隙了。一条狗,终于咬着了自己的尾巴。” 今天,文学争论依然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但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让“市场化”的浪潮席卷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的书得要赚钱才行了。于是,那些对于城市化和消费社会的形成投以善意目光的作品,会在全力支持市场化的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青睐。与此同时,作品还必须显示出对共产党领导的赞同。即将出版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三百本书”在新闻发布稿中写着这样的话:

这三百本书……充分展示3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推介标准是,思想价值导向健康,内容积极向上……

是的,每一位中国同事都告诉我,没人会拿这种东西当真,但是它已经表明:不论作者是否选择同现行的意识形态直接对抗,她们都不得不对其主流地位加以承认。此外,经济压力也始终存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作品,作者可以赢得金额不菲的奖项。而对于过上体面生活的需求是人皆有之的。

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写作?六位评论家和作家为我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这个谱系的一端是“官方认可”的文学作品(“积极向上”的那种);而在另一端(代表“好作品”)的,则是民间文学,意思是关于普通人和寻常生活的写作,排斥任何意识形态的立场。(请注意,民间的“民”同“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在含义上是大相径庭的)。

假如这种分析听起来依然很遥远的话,那么请再听听一位旅美中国女作家朋友对我说起的一个例子。在目睹了《达芬奇密码》在美国出版而引发的轩然大波之后,她告诉我,美国宗教界对于这本书的大加挞伐让她无可避免地联想起文革时期的大批判,这表明中美之间尽管意识形态差异迥然,但两国都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大氛围”。

这个框架中的另一个因素是为大众市场写作。市场对于文学创作是否具有负面影响,这个争论总是极为激烈的。大多数人认为负面影响是存在的,但是他们也承认,像莫言贾平凹这样的大作家能够写出影响深远同时又能在市面上热销的杰出作品。

最后,当然还有出版审查。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像通常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但它的的确确存在。有些作家坦言曾主动做过自我审查,比如阎连科。他的《丁庄梦》——一部关于卖血农民染上艾滋病的长篇小说——英译本明年即将付梓。他说自己为了避免作品遭禁,曾经“试图替审查官删节自己的作品”。书中一些最为闪光的段落都已隐去,如对流淌着鲜血的管道的描写、血液制品全球贸易的视角以及对国家政治的直接批评等等。不过即使如此,这部小说最终还是遭到官方查禁

但是,中国到底是中国,这里的情况往往属于暧昧的灰色而并非黑白分明。作家哈金在2008年8月号的《美国学者》杂志(The American Scholar)上写道:“(最近的)禁书中还包括章(诒和)的那本《伶人往事》,这本书描写了八位京剧名伶的身世起伏,尤其是他们在1949年之后遭受的苦难和摧残。” 非常巧合的是,当我读到这段话时,我正坐在上海的公寓里,手边就摆着这本禁书——我的房东,一位值得尊敬的会计师,刚刚把这本书借给我。换句话说,禁书有时也是垂手可得的。

主旋律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并立存在、出版审查制度以及市场化,这些问题使中国当代文学听起来好像倾向于内省,然而这并非实情。中国作家一直深受路易斯·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和奥尔汗·帕穆克等作家的影响。不幸的是,反向的影响似乎还远未产生。

读完以上这些颇为悲观的论调,你一定会怀疑我们究竟有无可能弥合文化分歧,将更多中国文学作品带给英国的读者。当然,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否则我就不会做一个译者了。

但是,英国的出版商也需要更好地理解中文小说。那个老掉牙的“中国禁书”的标签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本书违反了审查官众多条规中的一项。性和暴力若是写得很糟糕的话——不少作品确系如此——是无法让一本书热销的。有些出版商说,他们希望找到一个风度优雅、表达清晰的作家,最好还会说英语。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作家为数无多,而数量可观的是那些写出了优秀作品但既不年轻也不迷人更不会说英语的作家。

然而,替出版商说句公道话,他们面临的语言障碍是巨大的:假如自己无法阅读文本,他们就得借助懂中文的读者和译者。(然而要是我再听到又一个出版商在抱怨“找不到译者”的话,我就该尖声惊叫了。)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网站,它能为出版商、译者和中国作家提供富有价值的信息:Paper Republic 译艺

自然,兼具开拓勇气和丰富想象力的出版商仍有人在:企鹅图书已准备打破僵局,推出《狼图腾》——这是一部关于蒙古牧民和他们与狼之间关系的长篇小说。

在此文即将结束之时,谨列出我个人喜好的一些作品,目的只是供读者管窥一番中文文学的丰富与多彩:


《扎根》,韩东。本书用诗性的、有时充满痛苦的语言讲述了一个男孩在文革期间的成长故事。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9年。

《色·戒及其他故事》,张爱玲。企鹅现代经典文库,2007年。市面上还有这位女作家其他几部才华横溢的短篇和中篇小说的译本。

《高兴》,贾平凹。这是一部完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主人公是西安的一个查理·卓别林式的农民工,他时而幽默滑稽,时而自命不凡,时而感人至深,时而言语下流——总之决不单调乏味。尚无译本,《卫报·读书版》曾刊登过一篇节选。

《收藏》,朱文的一篇散文,也刊登在《卫报·读书版》上。此文写于他(首次)短暂访问英国之后。他的散文不仅诙谐尖刻,其观察之细致入微也足以令人汗颜。


2009/03/31

从Facebook到Twitter:“数字化亲密”的美丽新世界


《纽约时报》2008年9月7日 MM42版
作者:克莱夫·汤普生
翻译:五福



公元2006年9月5日,马克·扎克伯格改变了Facebook的运行方式,一场"骚动"也就此引发。


推用户一把

就在两年前,这位明眸大眼的24岁CEO在哈佛大学的宿舍里创建了Facebook,转眼间用户就达到900万人。及至2006年,Facebook 页面上发布的学生个人消息已是铺天盖地,从最爱的电视节目名单、是否在约会(以及跟谁)、爱听什么音乐,一直到他们加入的各式各样的"群组"(比如"《欲望都市》粉丝团")。他们不分昼夜随时发布"状态更新"来解释心情——"讨厌礼拜一"、"翘课了,宿醉还没醒"…… 每次派对结束,他们就会晃回宿舍把众人滥饮狂欢的照片传上主页,乃至随后的第二天整个早上都在网页上乐此不疲地评价照片上彼此的惨状。Facebook 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公共空间——学生用它来关注周围同学的近况,查看每个人在做什么。

但是当时的扎克伯格明白,Facebook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它需要用户进行大量主动浏览。的确,你的好友每天都会在个人主页上增添些新的八卦,有时候甚至还会抖出些猛料来,比如在惨遭女友抛弃之后把"个人状态"改为"单身"。但是,除非你每天把所有好友主页通通访问一遍,否则你可能要过几天乃至几周才会发现这些新闻,甚至可能完全失之交臂。浏览Facebook就像不停地把头探进人家的房间,看看她在做什么。这个行动要费点力气,需要你事先想到。因此,Facebook某种意义上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的私密性,原因很简单:假如你有200个Facebook好友——这个数字很平常——你根本没有时间每天不停地关注每一个人。

" 这是非常非常原始的,"上个月采访扎克伯格时他对我这样回忆道。于是他决定对Facebook进行"现代化"。扎克伯格开发出一种叫做"News Feed"的东西,这是一种能主动把用户主页上的变动向所有好友广播的内置功能。学生们再也不用把时间花在转来转去检查朋友的主页更新上了。现在他们只需登录Facebook,然后就会看到News Feed:一个类似18世纪社交界新闻公报的页面,上面列出了所有好友的最新动态,全天不停更新,一网打尽所有八卦。用扎克伯格自己的话来说,就像是"一股由生活中发生的点滴事件汇聚而成的涓涓细流。"

于是在9月的这天早上,学生们一觉醒来发现了News Feed。他们的第一反应基本上都是——陷入恐慌。现在你页面上的任何一点小变化立刻就会在几百个朋友当中传开,包括那些可能让人尴尬的消息:蒂姆和丽莎分手了,佩萨德跟马修不再是朋友了,等等。还有某人抓拍的醉酒照片,标着名字上传到网页上。Facebook 原先的那一丝隐私痕迹已经全然不见了。学生们发现他们仿佛置身于一场巨大的开放式party中,你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其中,你可以偷听到每一个人正在说的每句话,而且无休无止!

"当时每个人都吓坏了,"本·帕尔最近向我描述当时的情景,那时他还是西北大学的低班生。让帕尔特别生气的是根本没有不运行News Feed的选项,用户不能选择进入"私密"状态让自己的信息不被公开。他创建了一个Facebook群组,要求扎克伯格要么放弃News Feed,要么为用户提供隐私选项。一位加州学生告诉纽瓦克的《明星纪事报》说:"Facebook 用户们真的觉得它正在变成互联网上的'老大哥'(乔治·奥威尔小说《1984》中无处不在、监视一切的控制者——译注),记录人们的一举一动。" 另一位学生附和说:"老实说,我不需要知道也根本不在乎谁谁谁跟谁谁谁分了手、谁谁谁跟谁谁谁成为朋友这些事。"到第一天的中午时分,有1万人加入了帕尔的这个群组,第二天它的成员已经达到28万4千人。

这种反应出乎扎克伯格的意料。他很快作出两个决定:一是给News Feed添加一个隐私功能,让用户能够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公布;但他的第二个决定是除了这个新功能之外保持News Feed原样不动。他猜想一旦人们习惯了News Feed,震荡逐渐平息之后,他们会喜欢上这个新玩艺。

他猜对了。几天之内,舆论浪潮出现了大逆转,学生们开始给扎克伯格写伊妹儿告诉他,News Feed让他们获得了凭过去随机浏览永远也无法知晓的信息。News Feed传播的种种琐事让他们有了更多的谈资——当他们在 课堂上或者在party上碰见朋友,会开始问,"你为什么讨厌基弗·萨瑟兰啊?" 新潮流传播得更快了。当一个学生加入了某个群组,不论是宣告自己成为酷玩乐队的死忠或是希望为绿色和平组织提供志愿服务,她的所有朋友都会马上知道,很多也会随之加入其中。用户对于隐私问题的担忧仿佛在几天内消失了,因为用户已沉浸在能如此近距离地了解朋友所带来的兴奋感之中。(几乎没有人停用 Facebook,绝大多数人仍然用News Feed发布几乎全部的个人信息。)专家们曾预言Facebook会毁在News Feed上,然而事情正好相反,News Feed引发了这个网站大规模的膨胀发展。在News Feed风波过去几周后,扎克伯格将Facebook对普通公众开放(此前只有学生才能注册),Facebook 继续迅速成长。今天,它的用户已经达到了1亿人。(译注:据2009年1月9日Facebook公布的数据,其全球用户已达1亿7500万人。)

我同扎克伯格谈起此事时,他认为News Feed是Facebook成功的核心所在。"Facebook 一直在努力超越极限,"他说。"有时这意味着要推用户一把,让他们去习惯那些还没有习惯的东西。很多时候,这就是一个社会规范跟上技术发展脚步的过程。"

其实Facebook 用户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经常地、实时地了解其他人在做什么。但是当自己身处这种无处不在的信息中时,他们觉得十分有趣甚至流连忘返。这是什么原因呢?


环境知觉


社会科学家给这种不间断的网络联系起了一个名字,称之为"环境知觉"(ambient awareness)。他们说这就好像现实生活中我们与某个人距离很近,可以用眼角余光观察他的种种小动作,比如肢体语言、叹气、无意中的嘀咕等等,并借此了解这个人的情绪。

Facebook 已经不是唯一提供这种网络互动的站点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一种被称为“微型博客” (microblogging)的工具正在蓬勃兴起,它们的功能就是将你正在做的事源源不断地发布到网上。这个现象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博客”有很大的区别,一条博文常常是一篇书面文章,有时会很长,比如表达一个观点、讲一个故事或是进行一番分析等等。但是这种新型的“微博”却不是这样:它们要短得多,频繁得多,也无需特别考虑周详。最受欢迎的新工具之一就是Twitter,这个提供短消息服务的网站专门帮助它200多万用户向好友发布俳句长短的消息更新 ——每条限于140个字符以内,跟手机短信差不多——内容则是描述他们正在做什么。还有其他的工具专门报道你旅游行踪(Dopplr),或是帮你迅速把成组的照片、视频乃至正在访问的网站发布上网(Tumblr)。甚至还有工具专门播报你所在的位置。今年7月,当带有内置定位功能的新一代iPhone手机上市时,多达100万的用户纷纷开始使用Loopt,这种手机软件能自动向你的朋友通报你所处的精确位置。

对于许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 30岁以上的人),如此事无巨细地描述你的一举一动简直荒唐可笑。为什么要让朋友们关注你的鸡毛蒜皮?而且反过来看,你又能吸收多少他们发表的日常琐事?这种环境私密度(ambient intimacy)的提升看起来就像是现代人的自恋倾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代谢旺盛的极端——那满脑明星、相信自己的片言只字都光芒四射值得世界瞩目的一代人,终于找到了表达自我的终极方式。特别是Twitter,自从它上线以来始终面临着无休无止的批评。“究竟有谁会在乎我一天24小时都在做些什么?” 阿历克斯·宾姆,《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位专栏作家上个月在一篇关于Twitter的文章中质疑道。“连我自己都不在乎。”

事实上,我所采访的很多这些“环境知觉”工具的最忠实用户也承认,他们最初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做出这种工具来。本·哈雷,西雅图的一位39岁的软件公司文档专家对我说,去年,当他第一次从某位很早就成为Twitter粉丝的朋友那里听说Twitter时,他的第一印象是这玩艺很蠢。但是有几个朋友决定试用一下,于是在他们催促之下哈雷也加入其中。

哈雷每天都登录自己的帐户,朋友们一行两行的更新在网页上长列出来。他一天会查看几次,有时甚至一小时看几次。那些消息确实相当平淡。一个朋友写自己开始觉得身子不太舒服,另一个会写些零碎杂感,比如“我真烦那些在公车上剪指甲的人”,还有一位,每次她做三明治的时候都会Twitter一条——而她每天都做一个三明治。每条这种所谓的tweet(译注:英文中tweet意为鸟鸣)都是如此之短,几乎毫无意义可言。

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变化出现了。哈雷发现自己渐渐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感觉到朋友们生活的韵律。当一位朋友患上病毒性感冒,他可以从她的Twitter更新中看出她病情的加重,以及最后她终于度过最难受的阶段开始康复。他能感受到朋友们工作中经历的挫折烦恼,也能感受到他们取得重大成功后的喜悦。就连每天一次的三明治日志也很神奇地变得富有魅力起来,他已经习惯每天中午都看到它如同节拍器一般从网络中冒出头来。

这就是环境知觉的悖论。每条小的更新,每一条单独的社交信息,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十分平庸的。但若假以时日,当它们汇集起来,这些小片段就渐渐接合成一幅细致得惊人的、描绘你朋友或家人生活的画卷,就像成千上万个点构成的一幅点描派画作。这在过去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没有朋友会专程打电话给你描述她吃的三明治是什么样子。用哈雷自己的话说,这些环境信息就好比“一种超感知觉”,一种弥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看不见的存在。

“ 就好像我能远远地感应到每个人心中所想,”哈雷解释说。“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看到了朋友们身上一些很真实的东西,仿佛我眼前有他们的智能投影一样。 ” 它还能带来更多现实生活中的人际联系,因为每当哈雷圈子里的某位成员决定去泡吧或是去看乐队演出,并就此发表了Twitter,其他人就能看见,然后有些人就会决定顺道一起去看看——自发的社交就此产生了。不仅如此,当他们碰面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根本不曾分开一样。他们不需要问:“嗨,最近你在忙什么呢?” 他们已经知道答案了。相反,他们会开始讨论某位朋友那天下午Twitter过的话题,就像重新拾起一次中断了的谈话一样。

Facebook 和Twitter 带来的改变也许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是用通信工具制造一种“在一起”的感觉,这个创意已经出现了好一阵了。日本社会学家伊藤瑞子首先在手机用户中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不同城市工作的情侣常常会整夜互发短信,汇报自己的点滴动态:“我在喝红酒”、“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们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打几个小时的手机既不舒服也不经济,但是他们也发现这种来来回回的短消息比一通电话更能让人感觉亲密无间。

“这是一种聚合现象,”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科学教授、现任Yahoo首席科学家的马克·戴维斯告诉我。“并没有一条最重要的消息。就像你跟别人坐在一起时你一眼望过去,对方朝你微微一笑;你坐在这儿读报纸,做些琐碎的事情,同时也让别人知道你觉察着他们的存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亲身体验的人很难理解它的原因。单独去看一个陌生人的Twitter 或是Facebook 更新会觉得很无聊,因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但是,关注上一天,它开始有点儿像篇短文了;关注一个月,它就变成了一部小说。

你还可以认为,日益流行的网络环境知觉也反映出人们的社交孤独症,也就是罗伯特·普特南在《独自玩保龄》(Bowling Alone)一书中所研究的、现代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与他人孤立的现象。工作的流动性要求人们为了职业而更加频繁地迁移旅行,远离家人和朋友,日益增多的自由职业者更是常常终日独处。因而“环境亲密感”(ambient intimacy)就成为一种让人感觉“不那么孤独”的办法。不止一位Facebook和Twitter用户都曾对我说起过这一点。


扩大的社交圈


去年我决定试用一下Twitter。一开始还没有人可供我关注,朋友们都没开始用Twitter。不过某天我在网上Google的时候偶然点进了珊侬·席瑞的博客。她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位32岁的猎头顾问。我注意到她也在使用Twitter,而且发布的消息都很有趣:她常常会贴出用手机拍摄的她两个孩子的照片链接,或者是她自己做墨西哥菜的视频,甚至还会连载她出差遇上飞机晚点在机场抓狂的事。一时兴起,我就开始“关注”她的更新——在Twitter上这只需鼠标轻轻一点——直到现在她仍然在我帐号的好友名单里面。(Twitter帐号可以是“私人的”,只有受邀请的好友才能看到其中的更新;也可以是公开的,所有人都能看到。席瑞的twitter是公开的。)上个月我登进Twitter,发现她的网络关系已经发展得极其庞大:她目前在Twitter上“关注” 了677人,在Facebook上还有442名好友。老天爷,我真的很想知道,她怎么可能同时关注这么多人?这些人究竟是谁?带着这个问题我给她打了电话。

“ 我有一个原则,”她说。“那就是我必须知道你是谁,或者我要认识你才行。” 这就是说,她关注的对象是她的亲朋好友和一道工作的同事,以及她通过朋友们的网络而认识的一些有趣的人物。同很多经常上网的人一样,她也关注一些自己并不认识的人——不过几个月后即使她同他们素未谋面,他们彼此已经完全不觉得陌生了。

我问席瑞她是怎么分配时间来上网关注这么多人的。简单算算都不可思议,毕竟只要她那1000位网友每人每天更新几条消息,最后她这一天就要过滤几千条社交信号。若是一天收到几千封电子邮件,你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席瑞指出了一个其它很多人也说过的事实:这些环境知觉工具并不像电子邮件那样需要人动脑思考。电子邮件需要你停下其他事情来点开邮件、思考评估。它是私密的;对方在要求你付出百分之百的注意力。与此相反,环境信息在同一个页面上列出长长的一排,它们并不是真正指向你一人。因此它们是可以快速浏览的,就像报纸标题一样;也许你会每条都读,也许你会忽略一部分。席瑞估计了一下,她对Twitter上的信息流的主动阅读只需要每个小时的一小部分时间。

不过她说,在网上她变得喜欢结交朋友了。“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所谓的‘社交媒体’出现之前,我总说自己不是那种五湖四海广交朋友的人物,” 她对我说。“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旅行,又有两个很小的孩子,因此要想计划做点什么、参加很多社交活动是很困难的。但是我随时都可以twitter,随时可以贴出拍下的照片,保持社交联系。” 她停了停,接着说道:“Twitter这一类工具实际上让我有了一个更大的社交圈子,我比过去认识了更多的人,对人们的了解也更深了。”

我发现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在关注了席瑞一年之后,我对她生活的了解已经超过了我对我两个在加拿大的妹妹的了解——我同她们只是每个月通一次电话而已,而当我给席瑞打电话时,我知道她最近有些偏头痛,已经持续了三天,于是我跟她的通话就从问候她现在有没有感到好些开始。

网络环境知觉无可避免地会引起这样一个好奇的问题:这种网络联系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关系?在Facebook上有几百个“好友”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好友”究竟是什么人?


邓巴数字


1998 年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指出,每个人一次所能认识的他人数量是有一个上限的。邓巴注意到,人类和猿类都通过某种互相梳理的行为来发展社交联系:猿类的方式是互相抚摸皮毛,人类的方式则是交谈。邓巴的理论认为,猿类和人类的大脑都只能处理数量有限的梳理关系:只有当我们在社交性的梳理上花了足够多的时间——闲聊、交流八卦消息等等,对于猿类则是互相找虱子——我们才会觉得自己真正“认识”某个人而能将其称为朋友。邓巴观察到,猿类群体的数量往往不超过55名成员。由于人类大脑容量比猿类相对更大,邓巴计算得出我们的最大社交关系数量也更多一些:平均在150人左右。的确如此,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人类群体在达到 150人左右时就自然减缓增长,因此150又被称为“邓巴数字”。那么,与过去相比Facebook 和Twitter 用户能轻松地关注更多人,他们的邓巴数字是不是更大呢?

在采访过一些网络社交极为活跃的人士之后——他们通过网络关注数百乃至数千人—— 我发现这个问题比表面看起来更复杂。有许多人坚称自己真正的亲密关系圈——他们的密友和家人——并没有变大。频繁的网络交流让这些关系变得丰富无比,但是并没能增加这些关系的数量。深层次的关系依然取决于面对面相处的时间,而一天里只有那么多小时供你与人相处。

不过,发生真正的社交爆炸的是这些用户的“弱连接”(weak ties)——比如关系一般的熟人、了解不太多的朋友等等。他们可能是你在一次大会上认识的某人,或是某位刚刚在Facebook上把他们加为好友的高中同窗,或者是在去年节日party上认识的某人。在互联网时代之前,这类熟人通常会很快消失于你的注意力之外。然而如今,每当他们当中有人把一条个人信息发布到你的Feed之上,你便不啻于收到一个宣告其人存在的提醒。我对此是有切身体会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几十位我10年前在多伦多认识的同事相继把我加为 Facebook好友,于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正在阅读他们那漫无边际的评论和状态更新,不时与他们进行些牛头不对马嘴的有趣谈话。这样我的邓巴总数达到了301:Facebook上254个,Twitter上有47个。这个数字比没有采用网络科技时要翻了一番。然而只有20个人是我的家人或者我的密友。其余的都是“弱连接”——网络技术维持着我与他们的联系。

这种弱连接的快速增长可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社会学家很早就发现,“弱连接”能极大地增强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比方说,假定你正在求职并向好友们求助,但他们可能帮不上多大的忙,因为他们同你太相像了,很可能手中并没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求职线索。反倒是在关系网中距你较远的熟人会有用的多,因为他们触手伸得更远,而他们与你的交情依然足以使之愿意为你提供有用的帮助。

很多活跃的Twitter用户——那些隔不多久就蹦出一条睿智闪光的帖子、吸引到几千人关注的Twitter使用者——正在毫不掩饰地享受着这个道理带来的便利,他们用自己规模庞大的网络关注者作为迅速解答任何问题的超级工具。劳拉·弗芮顿是一位社交媒体顾问,在Twitter上她可谓是一个小小的明星了 ——她的关注者有5300人之多。最近她发现自己的会计师在填报去年的税务时出了纰漏,为此感到恐慌不已。后来她登录Twitter,把这件事简单地描述了一番,然后在10分钟之内,她的“网络听众”就为她提供了有关请律师和聘请更好的会计师的线索。弗芮顿对我开玩笑说,现在但凡要买价值50美元以上的东西,她一律先上Twitter听听热心网友们的意见。

“我把整个儿生活都外包出去了,”她说。“在Twitter上,我能在六分钟内解决任何问题。” (她还有另外一个Twitter帐号,这个账号是私密性的,只面向由家人和闺密组成的一个小得多的圈子,她称之为“我的小秘密”。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也采取了这个策略:一个帐号专属于“弱连接”,另一个帐号用于关系更深的人。)

但是,这种不加节制地扩充“弱连接”也可能构成问题。正如一些批评家所担心的,假如你要通读几百个人每天更新的有关他们在跟谁约会、心情是否高兴等等信息,这可能会把你的情感精力稀释得很薄,使你在面对真正的亲密关系时反而没有足够的情绪来作出反应。心理学家很早就已发现,人可以同虚拟的人物发展出一种“准社交关系”,比如同电视剧或是书中的人物,或是同我们在杂志上看到的离现实生活甚远的明星等。“准社交关系”有可能会占去我们邓巴数字中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友人就可能被挤掉。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达娜·博伊德曾经对社交媒体做过长达10年的研究,今年春天她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像News Feed这类环境知觉工具可能正在塑造出一种类似“准社交关系”的全新型人际关系——尽管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密切地关注着一些遥远人物(比如安吉利娜·朱莉)的私密琐事,但是他们却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博伊德对我说:“我们在一个feed上订阅的信息同我们从深入的社交关系中得到的信息并不一样。” 她本人对此也有所体会。她在网上有着许多仰慕者同她保持着一种准社交关系。“最近我病得非常非常厉害,我在Twitter和我的博客上写过我的病情,然后就有很多人给我留言告诉我该怎么按照医疗体系就医,或是留言说‘嗨别怕,我颈椎刚刚骨折呢!’而我在想:‘你确实人很好,愿意帮我的忙,但尽管你觉得你了解我,实际上你并不了解。’”博伊德叹息道。“他们可以观察你,然而这跟了解你是两码事。”

当我采访Flickr(一家著名的图片分享网站)创始人卡特琳娜·菲柯的时候,她还向我指出另一种更加细微的危险:由于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网络关注友人的消息更新,有些时候她甚至懒得去亲身拜访她的朋友了。“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一个朋友她的孩子已经从出生长到1岁了,我还只是在Flickr上见过照片,”她说。“之前我曾经想过,我真是该亲自登门拜访他们一次了。但有点奇怪的是,我觉得Flickr已经满足了那种让你想去认识他人的需求,所以我没有感觉到那种迫切感。但这时我突然想到,噢,这可不够!我应该亲自去看看!” 她在网上关注着大约400人的生活动态,但是她怀疑其中很多关系就像面巾纸一样脆弱。“这些技术使你能向更广的人群撒播友谊,然而洒向这片更加广阔的人群的友谊已经变得稀薄了很多。”

想象一下,永远不会同某人失去联系是怎样一种感觉?今年的一个夏日清晨,在本地一家咖啡馆里我听到一位年轻女士向她的朋友抱怨近来发生在Facebook 上的一起风波。她名叫安德丽娅·阿罕,是一位27岁的餐厅老板。她告诉我她发现高中时的朋友把她的旧照上传到了Facebook上,还标上了她的名字。这样一来在Facebook上搜索她的时候这些照片就会自动出现。

她非常惊骇。“我想,天哪这些 照片可糗到家了!” 阿罕抱怨不已,她的朋友坐在一边同情地看着她,一边品着咖啡。“照片上我穿着那些难看死的90年代的衣服,看上去就像个大傻瓜。我心想,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又回到我的生活里?我都10年没见过你们了。我已经不认识你们了!” 于是她开始怒不可遏地除去照片上的标签——删除她的名字,这样搜索时它们就不会显示了。

更糟的是阿罕还遇见了Facebook上常有的倒霉事件:前任情人“阴魂不散”。她不久前刚同男友分手,但是她没有在Facebook上取消两人的朋友关系,觉得这么做有点太绝情了。然而很快前男友又搭上了另一位女子,这对新情侣开始在前男友的Facebook页面上公开聊天。有一天,阿罕警觉地发现那位新女友正在引用阿罕过去发给男友的私人电子邮件中的内容;她怀疑他把自己的邮件拿给新女友看了。这种奇特而微妙的感情游戏只有在Facebook中才能发生, 而这让阿罕十分抓狂。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玩意简直是疯了,人们该好好去过自己的日子,别老是想着关注他人的一举一动、花边八卦,” 她说。

然而阿罕知道她不能就这么从她的网络生活中抽身走掉,因为她在网上认识的人并不会因此就停止谈论她或是不再贴出不雅照片。她必须得留在Facebook上,哪怕只是为了监视人们在如何谈论她。这是我最经常听到的一种抱怨,抱怨的大多是20多岁、Facebook 出现时还在读大学的人,他们的成年生活从一开始就不曾离开过网络知觉。对他们来说,融入网络生活是不可以选择的。如果你不融入,其他人就会来定义你的形象。于是乎,你频繁上传自己的照片,发表自己的看法,更新自己的关系状态,宣布此时此刻正在做啥啥啥——仿佛就是为了确保这个网络版的自我准确无误,或者至少是按照你的愿望而出现在世界面前。


美丽新世界


这就是这种新型环境知觉的终极效果:它让人们再次处于小镇生活的节律中,生活里的每个人都对你知根知底。对这一点体验得最为深切的当数大学里的年轻人:由于身边90%以上的人都在使用 Facebook,他们要想不参与其中会特别困难。泽妮普·图弗茜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县分校的一位社会学家,她一直在研究大学生年龄的用户如何应对环境知觉的世界。她告诉我,很多大学生运动员都曾经违纪偷跑出去参加party,并会违反队员不准饮酒的禁令。可是后来拍照手机和 Facebook出现了,学生们会把party上众人狂欢滥饮的照片贴到网上;机智的教练们便会指认出是哪些家伙违犯了纪律。一开始运动员还试图反击,每次party过后的第二天清晨他们会在宿醉未醒的头昏脑涨中爬起床来,上网删掉照片上标记的姓名,这样教练就搜索不到这些照片了。但是这一招也未能奏效,因为有时教练会在半夜两点上网,抢在第一时间查看照片。于是后来的party为了保持隐蔽就干脆使出最后一招:参加者禁止携带拍照手机。

“ 这就像是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撒谎变得很困难,因为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真实情况了,” 图弗茜说。“现在的这一代人从未断过网。他们从未与自己的朋友失去过联络。所以从历史上看,我们正在回归一种更加正常的状态。当你回顾人类历史,你会发现飘一代的生活,不断从一个新关系走向另一个新关系的生活,那其实是非常新的。它是20世纪才出现的。”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曾经花费许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人类如何适应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匿名性和劳动力迁徙造成的动荡不安——一个由无数被夺去社会联系的孤独者组成的世界。现在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截然相反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有的环境知觉工具正在扭转互联网初创时期的观念。90年代早期赛博空间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赞颂着这是一个可以让你重新构筑自我身份的地方——你可以变成一个全新的人。

“要说变化,现在(网络)变得实名化了,” 图弗茜对我说。“当你的受众在不停地关注着你时,你就无法变换身份了。我有个学生,有次她发贴说自己正在下载珍珠酱的歌,然后有人在她的Facebook 墙上留言道。‘哦?是吗,哈哈,我了解你,你可不会听那个。’” 她笑着说。“你还记得那幅名字叫《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的老漫画吗?现在的互联网,人人都知道你是条狗!要是你不想人家知道你是条狗,你最好离键盘远一点。”

伦敦一位经常就环境知觉工具撰文讨论的咨询顾问,丽莎·雷切特,则是这么对我描述的:“想象一下,假如有一个专门供幼儿园孩子们使用的 Facebook,让他们一生都不会跟这些小伙伴失去联系,这对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对自己的隐私产生了一种既警觉又无所谓的态度。他们知道自己身处众目睽睽之下,因而尽可能小心地经营自己的网络形象——但同时他们也学会了坦然面对自己可控范围的极限,力所不及时哂然一笑即可。

人们很容易因为环境知觉工具带来的隐私问题而对它们犹疑不定。但是这种连绵不绝的信息更新还带来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更趋于自省的文化。我采访过的很多Twitter、Flickr 和Facebook的深度用户都曾对我说起经常性的自我报道行为带来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当你每天都要数次停下来观察自己的感受和思绪时,日积月累,这种行为就变得具有哲学含义了。就好像希腊格言中的那句“了解你自己”,又近似心理治疗中的“内观”的概念。(确实,Twitter网站页面上那句恒久不变的问句——“你在做什么?”——也可以读出如同存在一般的沉重来。你在做什么呢?)听众的存在能使得这种自我观照更加敏锐,因为正如我的受访者指出的那样,他们在努力地用一种不仅准确而且有趣的方式来描绘自己的活动:这些状态更新已然成为了一种文学形式。

社交媒体顾问劳拉·弗芮顿认为,经常发布状态更新让她变成了一个“更加快乐、更心平气和的人”,因为这个过程——比如描述一个可怕的工作日的上午 ——迫使她客观地去看待事物。“它能够把你从你自己的思絮里拽出来,”她补充说。在一个知觉发达的年代,也许你看得最通透的人,就是你自己。


附注: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2009/02/01

个人——厄普代克论美国信念


大西洋月刊 | 2007年11月号
作者:约翰·厄普代克
翻译:五福


据我理解,所谓美国信念(American idea),就是相信人们不仅能够理解自己的思想,而且能依照启蒙后的自身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行事,同时对他人保持必要的尊重。极权主义的政府往往承诺会救助那些被夺走权利的绝望人民,然而它们最终却依靠自上而下的恐怖而非民意来维持其统治。“权力归于个人”,这就是1857年人们所秉持的信念,而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阵痛与种种劫难,并无更好的理念最终存留下来。对于个人自由的信仰,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经受了集体主义思潮的挑战,今天又面对着激进伊斯兰运动的蔑视,但依然通过涵盖了音乐、电视和互联网的电子技术文化而广为流传,影响甚至远及那些担心民心失控的政权。


在美国信念中,值得信任的不仅是一般民众,也包括政府的领导人。对于失去公众信任的领导人,人民可以投票替换他们。毫无疑问,这一程序存在着一定的滞后,但是,另一种对民意反应更为迅速的程序也许会将暂时不得人心的林肯和华盛顿逐出历史舞台。在执政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订立的合约中,暗含有一种对这个国家总体上的健全与稳定的信任。美国的民主不仅仅体现为投票和决策,更在于其人民的乐观、善意和相互宽容。这些品质虽饱经艰难时世仍历久长存——哪 个时代又会少得了艰难困苦、冲突斗争和严峻挑战呢?美国信念将它们全都蕴含于内,不是去建造一座波澜不惊的天堂,而是创造出这个世界的人性中富有建设性和活力的一部分。


前途的挑战?我看到世界上一无所有、无可失去的穷人对于自由文明的愤怒;人对世界自然资源毁灭性的榨取;将改变世界气候并进而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变暖趋势。美国信念,本颁行于丰饶之地,现在它必须准备好在一个贫瘠的世界中继续前进。


附注:此文是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应邀为The Atlantic而作的“命题作文”。

2007年,The Atlantic《大西洋月刊》为了纪念创刊150周年,在当年11月号中特别邀集几十位在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深远影响的作家、学者、思想家、艺术家就美国信念(American idea,泛指美国立国所依据的民主、自由等思想理念)的未来写一篇300字的短文,艺术家则被要求提交一幅关于这个问题的画作或摄影。

2009/01/07

我们仍期待着,塞林格先生

2008年12月30日 《纽约时报》书评版
作者:查尔斯・麦格拉斯
翻译:五福


这个星期四,J.D.塞林格就要90岁了。生日派对大约是不会有的,或者即便有我们也永远别想知道。50多年来,塞林格先生一直隐居在新罕布什尔州 的康尼什小镇。派遣记者前往康尼什一度曾是报纸和杂志热衷的"新闻体育运动",他们希望能亲眼见到塞林格,或者至少能得到某个多嘴的当地人的描述以供引用。然而塞林格先生已经几十年不曾被摄影记者拍到了,邻居们也都噤若寒蝉。他的隐逸彻底得足以让托马斯・品钦显得像个游荡的闲人。


事实上,塞林格先生的避世之举是如此成功,以至现在中年以下的读者很难理解他曾经引发的轰动。从书中的第一个句子起,他1951年的小说 《麦田里的守望者》就为美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声音。这本书迅速制造了大批的崇拜者,被众多机智而叛逆的人士奉为经典。两年后出版的《九故事》让塞林格先生在评论界也备受赞誉,人们称赞这部作品颠覆了短篇小说的传统结构,代之以一种以氛围或语气的微妙变化而取胜的新手法。


然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正当塞林格先生声名如日中天之时,他忽然隐入沉寂中。《弗兰妮与祖伊》,两个关于虚构的格拉斯家族的长篇故事的合集,出版于1961年。接着又是两个长篇《把屋梁抬高,木匠们》和《西摩:小传》的合集,以书的形式出版于1963年。塞林格先生最后一部见于印刷品的作品是《哈普华兹16号,1924年》,这是一部占据了1965年6月19日那期《纽约客》杂志大半篇幅的短篇小说。到了70年代,他不再接受采访,而80 年代末为了阻止英国评论家伊恩・汉密尔顿在自传中引用自己的信件,他将官司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那么在过去的40年里塞林格先生在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困扰着为数众多的塞林格研究者,他们持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有人说他一个字都没写;有人说他一直都在写,而且像晚年的果戈理那样烧掉了手稿;还有人说他写下卷帙浩繁的作品,等待在他身后出版。


70年代初曾同塞林格先生一起生活过的乔依丝・梅纳德在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她曾见到整架整架的笔记本,其中都是格拉斯家族的故事,而且她相信塞林格至少有两本新小说单独锁在一个保险柜里。


从未以书籍形式传世的《哈普华兹16号,1924年》也许是我们揣测塞林格先生想法的唯一线索。这篇小说不像作者写过的其他任何一部作品。 它曾经只能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读到――铅字被复印了无数次,传过一个又一个人,每次复印就变得更模糊一点――2005年出版的《纽约客全集》DVD让这部作品的受众稍稍广泛了一些。 1997年,塞林格先生一度曾同意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一家小出版社,奥基西斯出版公司,出版精装版的《哈普华兹16号,1924年》,但是五年后他取消了这个合同。


自那之后,塞林格迷们开始寻章摘句,寻找塞林格隐藏的含义。作者一度愿意重新出版《哈普华兹16号,1924年》,此举是否相当于咳嗽一声 清清嗓子,是否意味着热身之后这架著名的沉默机器将有宏篇巨制面世呢?或者这会不会是他最后的封笔姿态,要以这部出得最晚但位于故事时间线最初始的作品,来终结整个格拉斯家族的传奇,让这一系列就此划上句号呢?


假如一定要总结这部无法总结的作品,我们可以说,《哈普华兹》是一封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封信的抄本。一封有2万5千字长,于匆忙中写成,由身在夏令营的7岁的西摩・格拉斯写给在纽约的父母――两位长期为不幸所苦的退休杂耍演员莱斯和贝茜――以及弟弟沃尔特、韦克尔和妹妹布布的信。


我们从信中可以知道,西摩已经在读好几种语言的书籍,并且还爱上了夏令营主人年轻的妻子,"高兴夫人"。他屈尊俯就夏令营里的同伴,还向家里人提出了各种建议:莱斯应该在唱歌时注意自己的口音,布布需要练练字,韦克尔要注意自己的仪态,不一而足。


在信的结尾西摩还列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带注解的书单,希望家里能把这些书寄给他看――大多数人读完这些书恐怕要花一辈子的时间,而对于他这些只不过是后面六个星期里要看的读物而已:"任何作者姓氏以H之后的字母开头、有关上帝或者有关所有宗教的盲信或不盲信的书。为了保险起见,请包括以H开头的作者,不过我想我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我还想重读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全集。……查尔斯・狄更斯,不论是他那受到祝福的作品全集还是任何其他动人形式或者版本的作品都行。我的上帝啊,我要向你致敬,查尔斯・狄更斯!"清单一直列下去,甚至包括普鲁斯特――自然是法语原著――歌德以及波特・史密斯的《论中药》。


简单地说,《哈普华兹》一定是世上篇幅最长、最充满自负也最离谱的夏令营家信。不过尽管这封信出自一位神童之手,它也像其他所有夏令营家信一样,是想家的孩子用来引起注意的一声喊叫。


还是这个西摩,数年后(有点让人不解的是――在现实中是在17年前,在那篇1948年的短篇小说《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中)他在佛罗里达州的蜜月旅行途中从旅行箱底掏出一支自动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当时他的新婚妻子正在他旁边的那张床上打盹。这个西摩,就是那个格拉斯家族中的圣徒、诗 人和神秘主义者――那个我们在后来的格拉斯家族故事中耳闻其事甚详的西摩・格拉斯。


又或者,他真的是那个西摩吗?《香蕉鱼》和《把屋梁抬高》中的西摩更像是一个温柔迷人的神经质,而《西摩:小传》中描写的西摩是那么的飘渺脱俗,完全不像《哈普华兹》中的高傲而且爱吹嘘的小天才。这些不同版本的西摩差别之大,以致于一些评论家开始质疑巴迪的动机和可信度――作为西摩的弟弟, 巴迪也是格拉斯家族的文件誊抄人,我们所知的很多内容就出自他的记录(他也是《哈普华兹》一信的誊抄人)。


但是这种难以解释的纳博科夫式阅读在此似嫌生硬多余了。塞林格先生对于保持细节的一致并无多大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让细节"正确",并且想为西摩饮弹自尽那个反复重读后依然让人震惊的时刻作出解释,或者说辩护。也许塞林格先生事后才意识到他过早地杀死了自己最好的人物,想要作出弥补和修 正。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已经爱上了这项工作――不仅是修正西摩,甚至包括整个格拉斯家族。谁又能责怪他呢?格拉斯一家可谓小说史上最为生动最为有趣、描写得最透彻的家族之一。问题是,像其他很多家族一样,他们有时把自己太当回事了,并自顾自地开始给人家上起课来。60年代早期,当格拉斯家族的一些年轻成员开始出现多愁善感与半生不熟的神秘论腔调时,评论界很快对塞林格先生恶评有加,《哈普华兹》甚至被粗暴地斥为不值一读。


然而《哈普华兹》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这部作品是塞林格先生作品中唯一一部叙事语气表现得不那么明确一致的。年轻的西摩不安地变换着一种又一 种语调――起初认真诚挚,随后转为躁动不安,接下来变得轻松俏皮,最后又挖苦讽刺起来。实际上他一直在修正着自己。他担心自己的精神性,然后又讥讽他的营友。他希望能成为耶稣那样的人,同时他想跟高兴太太睡觉。他渴望能离群独处,但是又格外渴望得到关注。他希望成为一个圣徒,同时尽管他还不太承认——他还想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不论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西摩仿佛就是他的创造者的投影。


总的说来,让塞林格先生的作品染上岁月痕迹的并非是其语言――他的大多数对白,尤其是各部短篇小说以及《弗兰妮和祖伊》的后半部分,时至今日读来依然充满睿智,清新宜人――而是其思想。借用霍尔顿・考菲尔德的话来说就是,塞林格先生对"假模假式"与真实纯正之间的区别的定义,在今天看来已经 相当的"50年代"了。它不再是新闻,也许它从来就不是。


但是,在格拉斯家族的编年故事中这个主题越来越成为主导线索:无法解决的自我与自我意识问题,如何在一个粗俗而物质的社会中保留精神生活的问题。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这些人物太过敏感和异于俗众,这一点令塞林格先生深深迷恋着格拉斯家族――尤其是西摩,同时也令很多读者感到这些人物叫人生厌。


格拉斯家族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面对着一个愚钝得无法理解你的读者群或者评论界,你该如何进行艺术创作?大约就是这个问题让西摩最终放弃了希望,而你也会觉得就是这个问题让塞林格先生不再希望看到任何作品出版。


然而可悲的是,塞林格先生精神性的一面也是他最缺乏说服力的一面。他的天才并不在于深刻,而在于观察、倾听和幽默。也许美国作家中除了马克・吐温,再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精准地表现出装腔作势的幽默与悲哀,以及大城市人自命不凡外表下洋溢的平庸。


除此以外,塞林格先生的离群隐遁也毫无先贤们的无我风格。他的举止过头而夸张,充满了表演性和感情激动的姿态。尽管他竭尽全力保持缄默或作壁上观,他仍是一位富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有型作家――对于这种作家,成年的西摩(七岁的早熟版西摩不见得会)大约会报以一声悲叹吧。